那些關於新竹高中的傳說，都是真的*

文／賀景濱（29屆校友，1976的畢業生，作家）

十七世紀的歐洲跟十七歲的青年有什麼共同點？對我而言，那都標誌著思想狂飆的啟蒙時代。比較不幸的是歐洲，必需打了幾百年仗才醒過來。比較幸運的是我，能在十八尖山下追趕跑跳碰，而且趕在畢業前，不落人後地，偷偷吸進了第一口菸，好像不這麼做，就沒法在那個壓抑的年代吐出我們憂鬱的煙圈。

信不信由你，演化學家說文明進步的動力，來自明顯而且漫長的青春期。原來我們反叛，我們挑釁，只是為了讓文明進一步。如果只進半步，沒關係，我們還有不那麼明顯但更加漫長的發情期，隨時用衝動補上一腳。

我的青春期來得晚。依課本的定義，必須從外部性徵發毛那一刻才起算，這讓我有點吃了暗虧。人家都在傳紙條把馬子了，我還在騎鐵馬遊山玩水。幸好在發情那一刻我讀到了王雲五，自以為就此獲得了不參加高中聯招的合理性。但人家是自學成功的五金店學徒，我只是一心想逃避壓力的小毛頭。每次睪固酮一分泌，就在我腦內釋放出離家的訊號。於是國中一畢業，我就搭上了往台北的列車，頭也不回。

但我沒考上建中，我暗地籌劃的自學計畫也完全破功。一年後，我還是乖乖回到了新竹高中。如今回想起來，我的求學旅行竟是沿著台灣的交通工具發展史前進。小時候，我們踢著石頭去上學，班上還有打赤腳來的田庄子弟。他們不會踢石頭，但很會做竹蜻蜓。上了國中，有了人生第一台腳踏車，烤漆亮到會傷眼；但是別高興太久，三個月內就會被偷走，幸運的話還可在護城河旁的賊仔市贖回來；意思是說，如果你有被雷劈到那樣的運氣。上了高中，不得了，火車把方圓五十公里的內的莘莘學子都運來了；閩南語客家話外省腔算什麼，我們班上還有一口越南腔的僑生。知識有多深，路途就有多遙遠，後來有些人還要搭飛機去追逐。

還沒轉學考，就有探子來恐嚇，你真的想來嗎？三思啊！他說轉學的錄取率比正規聯招還低十倍，你要不要重考啊。而且，這根本就是魔鬼學校，魔鬼藏在美術音樂體育裡。每年都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學生為了這三科補考，考不過一律留級重修。「不會游泳的不准從新竹高中畢業。」這是校長辛志平的治校格言。

音樂，那更不必說。從一九六○年開始，台灣省教育廳每年舉辦全省音樂比賽，新竹高中合唱團蟬連了九年冠軍。第十年獲第三名，第十一年，重獲冠軍。這根本就是合唱界的蘋果谷歌。後來，才應主辦單位要求而退出比賽，讓其他學校有機會得第一。

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奧運會為了楊傳廣修改規則？

好吧，身為辛校長的最後一屆學生，我可以做為最後一個證人，證明那些你谷歌到的辛氏傳說，都是真的。

其實那時正值我的偶像毀滅期，滿腦都是睪固酮，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從小學的史豔文到國中的孫文都被我一路扔光了，因而對於同學言詞間的「辛志平崇拜」有點不以為然。然而真正破除「辛志平崇拜」的卻是辛志平本人。在每次令人亢奮、由學生主持的動員月會中，他總是面帶微笑（有時還打瞌睡被抓到），接收同學四面八方射來的砲火。那些抨擊汙蔑挑釁的言詞，就連解嚴後的立法院也要瞠乎其後。等到答詢時，他一貫老僧入定，以四兩幽默撥千斤，辯稱自己即使在盹龜，還是有在聽；然後用濃濃的廣東腔說我們這些「小孩雞們」，「糊里糊塗」、「莫名雞妙」。否定的否定不是肯定，而是下一輪探索的開始。我們就這樣在每次的鬥爭大會中學習黑格爾的辯證法。

而那句廣東腔的「莫名雞妙」比校訓「誠慧健毅」更迷人，成了所有人下課時的口頭禪，是我們對抗成人世界所有規範的咒語。

許多年後，民進黨在金華女中宣告創黨的操場上，我碰到了幾位竹中校友。我們相逢一笑，心照不宣。因為自由的種子一旦撒下了，誰也無法阻止它發芽。

但新竹高中畢竟不是霍格華茲。魔法學校會用四頂帽子測試學生的性向能力，我們到高二時卻只有兩頂帽子可以選，你是葛萊分多還是史萊哲林？沒這種事；要不文組要不理組，要不滾回一年級去。最神奇的是新竹高中的老師，他們不用魔法棒，就能讓你陷入異次元超時空。譬如教國文的老師趙制陽，四六事件的受難者，當年警備總部指名逮捕的台大六君子之一。我還記得第一堂課，我們都為了接收不到老師的浙江腔而沮喪。不料到了第二課，他打開課本，竟然用悠遠的古調吟起「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八個字長達十六音節，頓時整個教室被挪移到五四運動前的時空，同學面面相覷，無不動容。那是我們第一次驚豔到詩、歌、人三位一體的境界。就這樣，我們從〈蓼莪〉〈碩鼠〉一路撚鬚吟唱到〈琵琶行〉〈長恨歌〉，到了下學期，〈念奴嬌〉和〈水調歌頭〉也難不倒我們了。終於，我們的高三結束在古道西風瘦馬的夕陽下。話說回來，碰到〈釵頭鳳〉，如果不搖頭晃腦吟誦，怎麼領會那一聲一聲愈來愈痛的「錯，錯，錯」「莫，莫，莫」。

兩年前他以九九高齡往生。臨終前還有學生低調緩緩吟起蓼莪，在他榻前。

我們的班導，人稱「竹中三公」之一的張公德南也是一絕。他來自眷村，思想卻早早掙離了竹籬笆的牢籠。他教歷史，點名時眼光一掃而過，銳利絲毫不輸魔法學校的石內卜。他有典型歷史人的慧黠和通透，講到歐洲的開明專制，他的眼睛餘光會帶到黑板上方懸掛的頭像，嘴角流露出一絲不屑和諷刺。講到台灣通史，他會問：「為何你的蓽路藍縷，總是我的顛沛流離？」曾經我以為在《槍砲、細菌和鋼鐵》中找到了答案，後來才發覺那是比表觀遺傳基因更大的迷因。

竹中名師，族繁不及備載，其中還有一位隱藏版的哲學家，史作檉。那時他才四十出頭，正在用散文和小說探索他的存在和美學。但在一所中學內，有誰能跟你談哲學呢？沒關係，他會主動來找學生打籃球踢足球。他把實踐理性運用在籃球上，換手扭腰挺身勾射，其準無比，而且魔球會在空中劃出一道形而上的軌跡。關於他最神祕的傳說是，即使到了冬天，他還能在水深僅存三十公分的泳池裡游泳。那顯然已經突破了莊子〈秋水篇〉的境界。

直到今日，我仍然會想起這兩幅竹中最美麗的風景：每天朝會後，校長一路揀拾垃圾回辦公室；放學後，哲學家和學生在球場上打成一團。

就連訓導主任閻政德和眾教官們，在這所堅持不築圍牆的學府「內」，也會自然流露出超現實的笑容，像愛麗絲夢遊時遇見的柴郡貓。為了讓人類的文明進步一點點，我們會故意把大盤帽頂折成昂首的烏龜頭，把軍訓褲腳改出小喇叭。勇敢的校規挑釁者，總是盡可能把三分頭留到五分熟，並且把鞋後跟踩扁壓平如拖鞋，好讓違法的白襪子若隱若現。我們根本就是無聊到極點的無政府主義者，處心積慮在隙縫間尋找不合作主義的無限可能。有次我上樓時，被教官錢端發現了後腳根的白襪子。完了，我想這下記過申誡跑不掉了。誰知他只是把我叫回來，笑著跟我說這樣鞋根會壞掉喔。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美軍撤離越南隔天，我們班上的僑生也不見了。幾天後，他在早自習出現，一個人趴在桌上抽泣。那聲音是人類共同的語言，沒有一絲越南腔。我肯定被這情景嚇到了，竟然無法前去付出我想付出的關懷。能陪他度過那段時間的，只有師長和宿舍的教官。我會忽然想到這件小事，惟一的原因是我還沒原諒自己當時的無作為，平庸到了快接近邪惡那一點。

我在台北的高一生活被琳瑯滿目的社團活動塞到爆，每天不是國術社的北派少林長拳，就是電子社的銲錫和烙鐵。當時我對竹中惟一的抱怨是社團沙漠，不過新來的訓育組長宋文里創立了文藝研究社後，我就把怨言吞回去了。他也是竹中的學長，初為人師兼心理輔導重任。他用唇上的小髭掩飾他的年輕，但說書的聲調掩蓋不了他的熱忱。他帶著我們認識佛洛伊德，也閱讀托爾斯泰。他跟我們講《伊凡．伊列區之死》正值黃昏，教室慢慢暗了下來，所有同學的心情也沉重起來。一個帝俄檢察長的死亡，會跟寂寞的十八歲有什麼關連呢？沒有，一點屁事也沒有，我們其實只會為青春和死亡強說愁。但那一刻我突然開了竅，第一次領教因果倒敘法的厲害。

宋文里照片，新竹高中28屆畢業紀念冊

不過我們不像盧梭或福樓拜，把情感教育限縮在紙上談兵，我們是隨時準備衝撞的義勇軍。剛開學，就有傳言說出事了，有同學跟新竹女中的學生在冰果室會面被撞見，結果女生記了大過，男生什麼事也沒有。不平等啊，我說，男生至少應該記支嘉獎。奇的是沒人說這樣太沙文了。我們這些騎腳踏車的，總是嫉妒那些坐火車的。他們下車時會帶來一車廂又一車廂的羅曼史。今天誰跟誰對望了三秒鐘，明天誰對誰講了第一句話，都是既純又蠢的頭條大事。新竹火車站明明只有兩個月台，他們卻不厭其煩述說著二又三分之一月台的花火，因為三分之一除不盡啊。故事這玩意很奇怪，總是要由遠方的旅人捎來。直到某個雨夜，我接到一位陌生女子的電話，我的腳踏車鏈條捲進了清湯掛麵的裙子，我才相信這世界有可能是公平的，輪到你時你也躲不過。

就連新竹高中的校刊，也孕育自活生生的愛情故事。故事主角，第一期總編輯陳啟德，高三才從建國中學回歸的轉學生。轉學理由只因女友讀竹女，這根本是戲裡書生赴京趕考辭官回鄉求愛千金的情節。他不像我只會縮在角落裡抱怨沒社團，他發覺堂堂竹中竟然沒有類似《建中青年》的刊物，沒多久《竹嶺》就出生了。愛情強大的後座力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副產品，由此可證。

《竹嶺》第一期

校刊首期辛志平校長退休的報導，出自蔡詩萍之手。他是我們班上的賈寶玉，天生的情種，常常消失在二又三分之一月台，回來時必定帶來滿天的星星月亮和太陽。黑格爾說抒情詩的內容就是詩人本身，感情就是蔡詩萍本身。果然，他後來寫了好多痴情書，至於政治評論家和廣播主持人等頭銜，只是他飽滿情感下的副作用。我跟他的同窗友誼建立在新潮文庫的閱讀競賽上，從尼采一路追逐到赫曼赫塞，管它看不看得懂，書多的就是贏家。我的小心機是把午餐的牛肉麵改成牛肉湯麵，幾餐下來就多了一本書。

《竹嶺》之名，應是出自當時校刊的指導老師黃祖蔭。他是江西來的才子詩人，曾經叱吒風雲的保釣大將，教我們三民主義。第一堂課我就站起來發問，既然主義是一種思想，如今拿到課堂上來考試，還規定標準答案，這不是把思想定於一尊嗎？我當時一定是荷爾蒙雞尾酒喝太多了，滿腦子除了女孩子就是反法西斯。我已經忘了老師怎麼委婉回答，只記得那是我倆僅有的一次互動，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課堂上發問，為了文明的一小步。沒想到三十年後，我拿到自由時報的文學獎，他竟然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道賀，第一句赫然就是「竹嶺樓頭憶辯難」。

那句話讓我心頭一震，在書案前當機良久。一個老師對學生的關注和包容會隱藏延續多久呢？我們當時都太年輕了，只知道埋頭往前往前衝，不懂得要回首承接一下背後的眼神。再過六年，我出了第一本長篇小說，在苗栗養病；八十多歲的他還獨自坐火車來，要我再寫一本。

只是他沒等到第二本就走了。

時間無情，如今我也走到了該包容一切青春張揚的年紀。人間世事不再「莫名雞妙」，一切都滑稽到那麼合理，文明也大約進步了一公分有餘。我不想在此列舉我們班上出了多少教授、律師、法官、外交官和將軍、企業家，那實在太功利了，也不是新竹中學存在的理由。成功很好，只是成功的故事往往好到令人起疑作嘔。其實啊，當年我們都是被升學主義填充的鴨子，但竹中畢業的總會自覺有點不同。至少，我們是會游泳會打拍子畫竹子的鴨子，也是會在動員月會上開砲的「小孩雞們」。

英國人老是以伊頓公學自豪，但在我眼中，那也不過是孵育統治菁英的溫床，就算再炮製一百個鮑里斯．強森，也比不上一個在伊頓備受歧視的喬治．歐威爾。畢業生的成就，從來就不是衡量學校偉大的量尺。

所以我必須向明年一百歲的新竹中學致敬，因為你是第一所全人中學，出現在台灣還沒有全人教育這個詞的年代。

賀景濱照片 賴小路攝影，春山出版社提供

《自由時報》2021.12.4文章

*、原文刊登於《自由時報》2021.12.4副刊，經作者同意並略做修改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