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輝(第8屆校友，夏威夷大學教授)
同班同學林建昌在〈東山之光--竹中生活的回憶〉一文，非常生動地描繪了我們在省立新竹中學1949到1955間的六年生活。文章點醒了我的記憶，在這兒加入我個人的補述，也算是感懷彭商育老師給予我們的教誨和愛護。
我們在竹中的六年，世界是動盪不安的：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布建立，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並下戒嚴令。同年， 蘇聯試爆原子彈成功。
*1950年6月南北韓戰爭爆發，美國參戰，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保衛台灣，亦加速日本戰後經濟復興。
*1951-52年，中共土改加劇，發起三反五反運動。
*1952年11月美國初試氫彈，緊接著次年蘇聯也順利完成氫彈試爆。
*1953年3月史達林逝世，7月朝鮮半島停火，大批中共戰俘被遣移到台灣。
*1954年9月金門爆發國共第一次砲戰。
*1955年越南內戰加劇。美國國會通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蘇聯及東歐國家組成華沙軍事同盟。
回想在這麼動亂的年代，我們能順利接受完整的中學教育，可以說是「奇蹟」也是「好運」；我因此更思念辛志平校長、彭商育和同時期的老師們，感念他們在竹中為我們營造的學習環境和苦心。
1949年，因為擔心萬一考不上「省立」新竹中學，我們也都同時報考「縣立」新竹中學。縣中張棟蘭校長親自主持個別口試，他的問題是：「為何要報考本校?」，回答說：「貴校名馳新竹縣市，教師優秀...」。張校長笑笑地反問：「怎麼你們的回答千篇一律?是老師教的?」。我和堂弟遠哲結果都考上了省立竹中。在我們親戚裡這好像是理所當然；因為堂兄遠川、三哥劉遠中，四哥遠俊都考上竹中，後來的堂弟遠欽、遠鵬和表弟劉長明等男丁也都是竹中校友。
初中時，遠哲和我分別被編在甲乙兩班，乙班導師是有著很濃的四川口音教國文的陳子槐老師，他偶而會拿著簡譜請我教唱，說是為了要和女朋友合唱。有一個學期，英文課是由項蓉老師代課。據說她是空軍軍官夫人，聲音高揚、打扮時髦。不少同學不能專心聽課，尤其是坐在前排的，只傻眼看著她的摩登眼鏡和絲質旗袍。
初一、初二的音樂老師是陳添桂先生，他同時是知名的小提琴家也是遠川的小提琴啟蒙老師。竹中管樂隊會在校內升降旗典禮吹奏國旗歌，在竹中遊行隊伍前吹奏進行曲等等，都是陳添桂老師出的主意。
在一次降旗禮，事務主任陳勝昆矯捷地爬上旗桿頂，把卡住的國旗拉開，又穩健俐落的滑下來，全體學生歡呼叫好，只見辛校長對這突來的壯舉楞住而苦笑，陳主任的暱稱是chi-bi-chin(日語的矮小陳)，在窮困的時代，他為管樂隊籌備資金購買樂器，是真正幕後大英雄，但他對竹中的很多貢獻常被忽略。記得有次我輪值清掃禮堂周邊，掃完後走進禮堂，在鋼琴上用單根手指輕輕地彈Schubert未完成交響曲的首段主旋律，沒想到陳主任小步走過來微笑地問：「是Schubert?」，我當下覺得有了一位知音。陳主任也曾代課教我們代數，為提高我們的學習興趣，他會舉實際例子說明用代數來解雞兔算題是多麼的簡單。
李宴芳老師一直負責我們初中時期的美術課，他的綽號是e-na-me-lu(英文的enamel，即瓷釉或琺瑯)，猜想是因為當時的國產顏料極易褪色，他的水彩畫總是用了厚厚的顏料吧。他聲音宏亮，有很重的日本腔調，上課沒人有機會打瞌睡。嚴格的他強調兩平行線愈遠愈狹的原理，如果不遵循，美術一定要補考。有一回，李老師教靜物畫缺花瓶，我自告奮勇跑去事務處借，卻在走廊與人猛烈對撞，一時失去知覺，醒來時模糊地看見周炳煌校醫手拿針筒鬆了口氣說：「好了，醒了。」一時想不通自己怎麼會躺在醫務室。日後常想，完全失去知覺或死了，並不怎麼可怕。等迷迷糊糊走回教室，李老師很關心地要我休息，無須交畫。學校每年會在大禮堂舉辦學生書畫展覽會，有天我看見李老師和三叔李澤藩在評議學生作品，居然在我的鉛筆畫前停下來點點頭，於是我得了優等獎，還獲得一本空白的畫簿。還有一次和堂兄遠川起去拜訪李老師，只因為他家有一張我們沒聽過的古典音樂唱片。唱片放上唱機之前，李老師先用乾淨的布擦拭一番，聽完後又再仔細擦拭一次。我們敬愛他作事徹底，不馬虎的品格。李宴芳老師享年75(1910-1985)。
初中二年級，來了幾位山地(現稱原住民)插班同學，我們都用日語交談。他們年紀較大，全是長跑健將，有次還帶來一本日文的”性寶鑑”，大家爭相圍看、大飽眼福。班上客家河洛學生各半，加上幾名山地和外省同學，大家相處融洽，相信為化解歷史的傷痕發揮一定的作用。
我一進竹中就加入竹中管樂隊。當時知名的隊員有剛畢業的楊榮祥、高三的李遠川、邱揚芳、鄭伯昆、高二的劉遠中，其餘是初中生。
1950年10月在北投舉行的全台首屆童子軍大會，竹中管樂隊初中部隊員在會場吹奏各種管樂，出了不少風頭。次年又受邀參加陽明山的童子軍大檢閱，擔任大會樂隊。當蔣中正總統親自檢閱時，我們吹奏歡迎曲，他點頭連聲說好！好！記得檢閱之前我們全身都被搜查，是另類的體驗。在露營地忙著煮晚餐時，當時任救國團團長的蔣經國先生穿著便服走過來問候，並說明天再幫大家加菜，幾天見到了兩位當代風雲人物。
學校的圖書館是由武道館改裝，高中時來了一位管理員林水仙小姐(後來成為謝淵泉老師的夫人)，她的溫柔美麗成為大家愛慕的「大眾情人」，我們到圖書館的次數明顯增加，喜歡借一些深奧的書本好得到她的關注和誇獎。同學賴再興借出王雲五文庫中Harold Laski寫的有關社會主義與自由的書，而我們一群人常在課餘辯論人口級數增加、社會貧富不均、言論自由等等的問題。王雲五文庫涵蓋許多世界經典翻譯著作，有很多可能應該在當時的禁書名單中，幸好打著王雲五先生的名氣沒受查禁。其實不少文學禁書如巴金的《家》、《春》、《秋》，魯迅的《阿Q正傳〉等，只要管理員信得過你，可以私下借出的。而且，只要有內線，就連國民黨中央黨部出版的”機密匪情”資料：如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周恩來的施政報告等等，也能讀得到。另外獲得資訊的重要管道是進口的各種日文書籍和雜誌如《主婦之友》、《文藝春秋》，英文雜誌如《Life》、《Reader's digest》等，以及台北美國新聞處圖書館。 前輩校友和哥哥們都在台北上大學，常蒐購有趣的書讓我們輪閱。如George Gamow著的科普書《Mr.Tompkins Explores the Atom》、《One，Two，Three. ...Infinity》等，都因為已翻譯成日文，我們讀得津津有味。我就曾翻譯《One，Two，Three...Infinity》書中一段有趣的故事登在我們班刊「東山之光」裏。
記得當時的日本雜誌正熱烈討論Lysenko後天性遺傳學說。這學說在蘇聯已成正統，是因為史達林贊同Lysenko，認定Mendel提倡的遺傳基因是小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假科學。但台大醫學院的張維廉校友就提醒我們不要太早下定論。往後的事實是：在1953年Watson和Crick確定DNA的雙螺旋結構，促使基因遺傳科學的大躍進，而Lysenko學說卻直到1964年Khrushchev下台後才被蘇聯拋棄。這又是一個意識形態影響科學進步的例子。當時的雜誌也介紹蘇聯名作曲家Dmitri Shostakovich(1906-1975)的第五號交響曲。哥哥們訂購了唱片，那時候我們欣賞既粗獷又悲槍的交響曲，卻沒有瞭解到Shostakovich所受到的政治干擾。我們也涉覽法國Jean Paul Sartre(1905-1980)的存在主義。堂兄遠川常從美國新聞處借來有關音樂的書，如Stephen Foster的民謠譜集、Pyotrllyich Tchaikovsky和Nadezhdayon Meck間的私人通信輯等等。記得《今日美國》周刊內有一篇文章叫<人民資本主義>，提到美國工人都擁有工廠股票也算是工廠的小股東，而努力工作。可惜它現在已演變成跨國大金融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慶幸自己懂得一點日文和英文，才不至於和外面世界完全脫節。
高二的化學課由年輕的林鐘榮老師授課。一次化學實驗要製造氫氣，林老師再三提醒火不能碰到製造出來的氫氣，我看實驗瓶底下慢慢冒出小小氣泡居然呆呆地拿火點看看。轟然一大聲把實驗管衝上天花板，害得林老師緊張萬分。有天傍晚上街散步，聽到歌聲和一群圍觀的人，原來是基督教友在傳教，我看見打著小鼓的就是林老師。在那時代基督教的傳教和信教很流行，我曾經好奇走進教堂，翻看聖經，發現首頁貼着蔣中正給教友的見證。
蘇森墉老師的音樂課是出了名的嚴格，雖然我自己覺得輕鬆愉快，不過還是有次被他嘲諷了一下。那是發生在視唱考試，走到鋼琴邊拿著上次發的樂譜，開始視唱。輕鬆唱到一半，蘇老師突然停止伴奏，指著樂譜冷笑說：「你看，上課不專心，吊兒郎當，上次叫你們改的這個音符，你就沒改。」蘇老師常和我們管樂隊裡的幾個音響迷一起到東門街的咖啡廳欣賞自己帶來的唱片。Verdi的《茶花女》、Bizet的《卡門》，Tchaikovsky的《胡桃鉗》等等。唱片全是78轉，每幾分鐘就得翻換唱片。不久，竹中圖書館陳列訂來的《卡門》和《茶花女》的全本歌劇總譜，我們都搶著借閱。學校在下午課後，會播放各種古典音樂，那時常聽到的曲子是Prokofiev的歌劇《The Love of Three Orange》裡的進行曲，只覺得很新鮮，沒想到Prokofiev是回歸蘇聯的著名近代作曲家。
最後一次跟蘇老師會面是1962年我出國前的幾個月，帶蘇老師和他女兒蘇綠萍到中壢拜訪當時轟動臺北的鋼琴演奏家劉年瓏女士。我是跟劉女士的先生在預官受訓時相識的。蘇綠萍當場上了一堂大師班，結束後三人在中壢吃牛肉麵，由老師請客踐行。蘇老師留下一本《蘇森墉作曲集》，遠哲還執筆寫了序。蘇森墉老師享年88(1919-2007)。
高三時，辛校長親自擔任我們三民主義的講課老師。剛從美國考察回來的他在課堂上稱許美國公民的守法和公平競爭的精神。又盛讚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是和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相通。他在黑板上畫上兩個圓圈，圈內分別寫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最後用大圓圈圈進這兩個小圓圈，寫上「三民主義」。接著定下結論：「三民主義概括所有共產及資本主義的好處，除掉所有的壞處。」我們覺得辛校長可愛，世界的問題他可用畫圈圈解決。當時一些三民主義理論專家在報紙上發表高論是：「電子是中國人最早發現的，君子自強不息裡的君子不就是電子嗎?」又說：「蘇聯原子彈的製作方法一定是偷來的，因為他們只相信唯物論，不相信物質變成熱能。熱能就是精神或正氣的表現」。
1967年初夏，我得到博士學位後回家探視親友，在社教館遇見正在打橋牌的辛校長。他熱情地邀我回母校給小學弟們講講話。講了什麼已不記得了，那卻是我和辛校長的最後一次見面。辛校長是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言行一致的教育家，忘不了他在校園隨時彎腰撿紙屑的背影。辛志平校長享年73(1912-1985)。
初進竹中，放學後我喜歡到球場看師生籃球賽。教員隊有辛志平、彭商育、蘇森墉等等，學生隊有劉遠中、陳漁陽、陳肇樞、孫壽梅等等。他們在球場喊來喊去，最常聽見辛校長喊老彭，彭商育老師就把球丟過去給辛校長投籃。「老彭」因此變成彭老師的綽號。彭老師一直擔任三哥劉遠中的班導師，深受學生的愛戴。
初三時，我們班的教室剛好緊臨彭老師住的小房間，常看見他進進出出忙著校務和家事。印象中他好像長住在那裡，直到1955年和陳素真女士結婚才搬出。後來時常看到他們雙雙騎著腳踏車在東門城附近兜風。高二高三彭老師成為我的班導師，他教導我們從不用教訓，只在學生週記裡寫下鼓勵和勸導的話；彭老師曾在我週記寫著：「你很像令兄，興趣廣泛，服務熱心，切望繼續充實自己...」。
彭老師的數學講義很精彩而備受推崇。不過我記得遠哲當時的勸告，他認為講義裡的各種習題得自己先解解看，然後才拿講義的答案比對，這樣才真學到東西。
如林建昌文中所說，我們的班刊「東山之光」闖了禍，訓導主任在校務會議要求嚴厲處分學生，而彭老師就極力替學生辯護。根據楊榮祥老師的說法那天校務會議開到黃昏的。彭老師鼓勵學生凡事自動自發，敢作敢當，做錯事要能改。他通常從旁觀察，極少提意見。當年我們的獅頭山畢業旅行及四十年後的同學會，彭老師一路默默陪伴倍覺溫馨親近。
1993年我回母校，彭老師陪同參觀樸素的辛園及新的圖書館。一路談起他不久前被一位校友騙走退休金，也談到幾年前回故鄉見到離別四十多年的長男，而忙著幫他建新居。彭老師的遺憾是沒見到已去逝的元配和沒抱過的女兒，因為被劃為家長在臺灣的地主身分，他們經常被批鬥，生活極為艱苦。我僅能用想像體會彭老師內心的痛苦及內疚，這又是動亂時代造成的悲劇。2000年家母過世，彭老師親自到住家上香，我送他一冊我寫的有關家母的書《北郭園的孔雀：劉玉英的故事》，老師認真翻閱並說要好好閱讀。
2003年我在夏威夷又見到彭老師及師母，他們來參加第九屆畢業同學的十天郵輪遊。我認出不少第九届的校友如李彥慧、李榮輝、黃鳄等。李彥慧是李宴芳老師的長子，那次和老師見面即是他熱心安排。2008年彭老師九秩誕辰，我們第八屆的同學就在新竹國賓大飯店為老師慶生，遺憾的是我自己未能到場。
2009年初夏我回國出席中央研究院的一個諮詢會，會議結束後拜訪了彭老師和師母。才進彭老師家，他就提起何坤同學前日剛回美國。高中畢業後60年了，如果在路上相遇不知是否還認得。彭老師也聊到整修開放的辛志平校長故居，認為已不像是辛校長住過的溫馨家園，並且把辛校長過度神化了。臨走彭老師送我一本他剛出的書《雪泥鴻爪》。我順路參觀辛志平校長故居，感觸良多。辛校長對臺灣社會的貢獻是：在竹中三十年(1945-1975)堅定地將他的教育理念落實，守護竹中成為學生能自由成長的淨土。他能這樣也有他的客觀背景。我見辛志平治喪委員會名單中不乏國民黨及政府高級官員，他們私下能替辛校長撐腰，不受太多政治干預。雖然，高三時同班同學歐阿港被情治單位帶走了一兩年，而辛校長自己也在1956年被情治單位約談一段時候。1986年遠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在過路台灣參加圓山大飯店的歡迎宴會時，有人在場外喧嚷指名要見李遠哲，想不到那人正是歐阿港同學。只能感嘆人生常常不公平的。我直覺地認為彭老師會活過百歲，但2009年那次見面卻是最後的一面。彭商育老師享年95(1919-2014)。
《最後的一面》的人生劇本不斷上演，已體驗了許多，不知何時將會閉幕?
誌謝：感謝李遠川，李彥慧，藍麗娟提供寶貴意見。謝謝劉敏敏和李菁萍修改初稿並電腦打字。
作者：李遠輝竹中第八屆校友民國44年(1955)畢業
2021/11/15轉檔校對、2021/11/16 李遠輝學長協助再校對
*、原文刊登於《竹塹文獻》60，「彭商育老師紀念專刊」，pp.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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