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川(第3屆校友，中研院院士)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家從新竹市區「疏開」到雙溪附近。作為新竹中學校（簡稱新竹中，是初中和高中的綜合體，學制 5 年）的學生，我每天早上都必須出現在學校，儘管學校實際上並沒有正常運作。我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志願”勞動上，比如開墾土地或到機場割草。為了上學，我必須在早上6點之前起床，穿過墓地旁邊的一條狹窄小路才能到達主幹道。我覺得很可怕，無法習慣。然而，等我成年後，在許多國家旅行時卻頗喜歡到古墓地參觀，簡單舉幾個例子，如在克羅地亞、巴塔哥尼亞、維也納和匈牙利東部城鎮等等。
有一段時間，我試著每天到學校去，但其實並沒有課上。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我們到了學校，大約一兩個小時後，一旦第一級「警戒」警報響起，學校就放學了。我就回到市區老家的空房子裡閒逛。過一會兒，第二級「空襲」警報接著響起，此時會聽到美國飛機在上空飛過的聲音。正常情況下，第二級空襲警報會在一段時間後解除，再不久之後，第一級警戒警報也會跟著解除。然後我就踏上山路回到我們在雙溪的「家外之家」。當我們在市區裡消磨時光的時候，我經常和住在對街的邱同學耗在一起，我們在瓦斯爐上融化碎裂的水管鉛塊然後將之倒入模具中，鑄成各種形狀。我們最常作的是釣魚用的鉛錘，因為它們最容易作，而且實用。有一次我不小心在右手背上燒燙了一個傷口，疤痕在我身上留了幾十年後才逐漸消失。
有一天早上，邱同學在家裡有事，沒有過來我們家。於是我決定早一點回山上的家。第一級警戒警報也已經解除，看來又是平靜的一天。天氣陰陰的，我想說走到疏散地前應該都不會出汗。但當我走過黒金町，接近山腳下而開始緩緩上坡時，突然聽到身後傳來連續的劇烈的爆炸聲。突如其來的轟炸毫無徵兆，我本能地跳進附近的壕溝裡靜觀其變。沒有更多的爆炸發生，但聽到後頭人們的尖叫、喊叫聲，所有人都向東奔向山丘。有些人身上還染有紅紅的血跡。於是我跟著他們一起跑、跑、跑，跑進山區。我無法記起回到家前一路上發生的事情。心裡只想著如果我晚五分鐘才離開市區，也可能像他們一樣血跡斑斑，甚或更慘，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後來才知道，黒金町一帶整個都被夷為平地。為什麼那個區域會成為轟炸目標我永遠無從得知。那是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轟炸。我本來對黒金町有種親密的感覺，因為每次去“內山”或當我們從家裡去新竹中時，都要經過這個區域。所以認得那裡的一些居民。
新竹中有一位令人欽佩的日本老師—前田老師，他是一位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物理老師。戰爭期間，我們經常被動員到機場割草，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把鐮刀。有一次，一名學生嚴重割傷了自己的手。前田先生立即把學生集合起來（約 40 名）並訓示道：「您的身體是您父母的寶貴禮物，花了很多年才達到現在的樣子。成千上百的飛機，很容易製造出來。你的身體遠比飛機還珍貴。努力愛惜自己的身體吧！」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聲明。軍隊凌駕於一切之上，任何稍微帶有反軍事、反政府的言論都是嚴重的罪行。他的勇敢聲明確實讓我們大開眼界。
當時曾由音樂老師 (山縣老師)來教授英語，究竟教了哪些英語，我已記不太清楚了。倒是有幾首歌曲仍然縈繞在我的腦海中：《飛行機は今朝も飛ぶなり》很傷感，不像戰歌。我記得的另一首歌是《田子の浦ゆーー》，它取材於萬葉集的一首詩，更像是一首古老的日本經典曲調[i]。當時學校裡只有一位老師是台灣人(張棟蘭老師），他教授較高年級的英語。他喜歡使用「君方」（kimigata）而不是更常見的「君達」（kimitachi），這引起了很多好奇。張棟蘭老師的孩子們和我年紀差不多，我們是好朋友。
按照當時的規定學校裡有兩個「配屬將校」，一個是中村中尉，另一個是桃原少尉。前者綽號「ナチ」（Nazis）、非常令人討厭，總是找藉口懲罰學生。桃原少尉則溫文爾雅，長得還算好看。戰爭結束後，不知何故，他們兩個都消失了，遍尋不著。
日本戰敗後，偶爾會發生台灣人霸凌日本人的事件。一些“解放了”的台灣人展開報復行動。甚至在我們的學校也發生過。日本學生過去常常無緣無故地毆打台灣學生。現在戰爭結束了，主從角色易位了。台灣學生會追趕日本學生，讓他們下跪後狠狠地揍他們一頓。我也曾有次被要求參加這種暴力活動，但因我不願意加入而被嘲笑為膽小鬼。
戰爭結束後，學校立即聘僱了一位裁縫店的福州人來教普通話(即現在的國語)，因為很難找得到會說普通話的人。日人老師陸續離台後，也聘來幾位留日回來的前輩幫忙授課。辛志平校長赴任以後，各樣校務漸漸上軌道。辛志平校長積極提倡體能教育，也鼓勵學生從事各項體育活動。首先他要求學生要能夠游泳達四百米才得以畢業。也要求我們從學校徒步走到南寮。後來因學生、老師們不平，才軟化下來。之後大陸來的老師慢慢增加，但有些老師方言口音很重，很不「普通」，不容易聽懂。學習普通話發音，還是聽台灣廣播電台的效果最好。
竹中變成省立後，我覺得新奇的一項是用毛筆寫週記。雖然我在小學時也握過毛筆，但那是寫大字。用小字寫週記，覺得很不習慣，而且寫不好。倒是記得有一次週記末尾寫一句「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被老師（忘了大名）批「年輕人不要這樣感傷」。到高二高三時，毛筆寫週記可能沒有了。竹中也開始有原住民學生。一位泰雅族學生日語講得比一般台灣人更好。
彭商育老師教數學全國赫赫有名，可惜我沒上過他的課。但是我與彭老師有時會在操場上碰面。那時我著迷於希臘雕像擲鐵餅的優美姿勢，而開始練習擲鐵餅，在操場上看到彭老師也愛好鐵餅，很高興。我也打過排球，那時是9人制，而不是現在的6人制。後來因開始練小提琴，才改玩足球。
我開始學小提琴是在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因為我僥倖得以免試直升，眼見其他伙伴都在埋頭苦讀準備升學考試，我覺得自己也要找一項難事來挑戰。恰好家裡有一把有段故事的鈴木牌小提琴，就決心學它，而拜陳添桂老師為師，進步倒還不慢。不久就於同樂會時在校中大會廳上台獻醜。其實我和另外一位音樂老師，蘇森墉老師，比較有來往。他看出我有些音楽智識，又看到我在管樂隊的活動[ii]，就把我當助教幫他忙，讓我當合唱團指揮，也勸我學音樂。他教我們好多首歌，包括他自己的作品。學校在挑選校歌時，我拜訪辛校長，極力推薦他的作品，而成就了現在的校歌。
高三的英語老師是非常優秀的張在賢[1]老師，聽說是北京某名校出身。他的教法精明，要求也頗高。他常拿美國Time雜誌的片段來當補充教材，好讓我們去除對英文的畏懼。這個習慣，以後申請出國簽證時意外的好用。當時到美國大使館辦簽證需要面試，要當場寫出一段最近觀看的電影的感想。我們預知有這個作法後，就先到台北美國圖書館，找Time雜誌裡的Movie Review，抄錄幾段後熟背之，因而得以應付難關。那時美國新的電影，很快就在台灣上映，我們才能想出這個妙方。
有一個夏天晚上，張在賢老師路過我家門口，剛好門是開著的[iii]，而我們幾個同學正在聚會，一齊聽古典音樂唱片。張老師問我聽的是什麼曲子，我告訴他曲名，他就點點頭，走過去。聽說張老師後來告訴別人說竹中學生的文化程度不低。那時常聚在一起聽古典音樂唱片的主要是劉遠中，鄭伯昆，邱揚芳，楊思樟。劉，鄭，邱三位是唱片提供人，鄭伯昆和我是唱機提供人。因此聽唱片時都是在鄭家或李家。唱機原先是手轉式，後來才有電動唱機。唱片用的針，先是竹針，用過一，二次就要更換或者用特別的刀器剪出銳角。以後經濟情形改善，才能買金屬針。印象很深的唱片有Mozart String Quintet （邱），Schuman Violin Concerto[iv]（鄭），Rossini: William Tell Overture (劉)。我上台大後，繼續和竹中管樂團有連繫。出國以後也就漸漸疏遠了。
後記：感謝弟妹淑媛校閱及中文文書處理的協助，妹妹季眉、弟弟遠鵬提供意見。
[1] 1948年，正值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當時張在賢己失業5個月，他和妻子、大女兒(立文1歲)的生活無法維持，由他的一位同學介紹到台灣省新竹中學教授英文。這以後，他相繼在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淡江文理學院、東海大學等校任副教授、教授。教授語言學概論、語言學、套用語言學等課程，其間曾三次獲美國邀請前去訪問和進修，並榮獲密西根大學語言學碩士學位。教課之餘，還進行翻譯和著述，著有《英文成語集解》、《套用語言學》等，譯著有《海倫·凱勒自傳》、《大眾科學》、《父親的一生》(美國作家克萊倫斯·戴所著)等。…1966年2月，張在賢教授正式受聘於墨爾本大學，教授漢語語言學、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古典哲學等課程。可詳見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5%BC%B5%E5%9C%A8%E8%B3%A2
[i] [ii] 參看 “竹中管樂隊復興記”。 竹中管樂隊復興記 (wixsite.com) [iii] 當時社會比較平安，夏天沒有冷氣，門窗常常打開通風。 [iv] Schuman Violin Concerto是Menuhin演奏。這個協奏曲，我來美很久以後才有Joshua Bell的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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