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八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校慶日)上午十時四十分至十二時。
二、地點：新竹中學歷史科辦公室
三、受訪者：曾重郎學長**
四、訪問人：詹行懋、張德南 整 理：紀興旺、彭瀧森
五、訪問內容：
問：請談談您是如何進入新竹中學的：
答：我出生在新竹市北門，八歲入小學(日據時稱公學校)--住吉公學校，後來改稱為師範附小，當時日人讀小學校，台灣人讀公學校。十四歲考入新竹中學，那時候新竹中學一個年級有三班，每班五十人，其中日本人占了三分之二，其餘的三分之一才是台灣人。學生來自桃園、新竹、苗栗等地的小學校及公學校畢業生。日本人入學較有保障，占去了其中一百個名額，剩下五十名留給新竹州(桃竹苗地區)各地畢業生去競爭，那時，新竹市公學校的教學素質比較好，一般而言各班前三、四名較有機會升入新竹中學，其他地方各校則大都是第一、二名才有這種機會。
問：請談談您什麼時候在新竹中學畢業：
答：我在光復那年(一九四五年)就讀新竹中學校四年級，光復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底，日 制的新竹中學畢業。原來日制的中學是五年制的，因為戰爭而縮短為四年制。畢業後考取 了當時的台北高等學校，它的位置就是現在的師範大學(和平東路一段)，進了高等學校才 能入大學，這等於是延續了高中課程，三月至六月我讀了一個學期，又因為光復後學制更 改為高中與初中，我又轉回新竹中學唸高中部二年級(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六 月份結束，九月我插班至(師院)附中(即現在的師大附中)高三，這樣高中的最後一年我唸 的是師大附中，使我成為戰後師大附中第一屆畢業生，在新竹中學則為日制的最後一屆畢 業，如果當時沒有離開，我就是光復後(戰後)新竹中學第一屆畢業。
問：請談談光復前後新竹中學的情況：
答：光復前，日本學生在新竹中學占了三分之二，台灣學生占三分之一。台灣學生較團結，日 本學生則自成集團，形成隔買，上下學時台灣學生都走在一起，民族矛盾、民族情感冒然 形成，鴻溝也自然建立起來，去年校慶，我回來，日本校友也相聚，經過歷史歲月的磨 滅，民族間的鴻溝反而消失了。光復後，台灣學生原來每班只有五十人，但招了不少插班 生，當時住在新竹州地區而考不取新竹中學而就讀台北私立學校的學生，有不少插班進 來，變成兩個班級，我當其中一個班的班長，另一班的班長是劉禮球。我們主動向學校的 校長(當時尚未接收，校長仍為日人)提出，我們是中國人，不會講普通話(中國話)，因此 要求除了數理化與日生共同上課外，其他文科方面應分開來上課，主要的就是學習中國的 史地及語言。高中二年級時，日人遣送回去，接收官員來時，包括本校及新竹其他學校的 學生都到火車站去迎接，新竹中學的樂隊也到那裡吹奏以示歡迎。光復後，台灣大學等校 發起成立了台灣學生聯盟，本校校友許玉樹(新竹中學舊制十五回畢業，為台大醫學院第 一屆學生，現為台北醫生)非常熱心，在新竹幫我們成立了新竹支部，當時新竹中學、新 竹師範、新竹商校、新竹農校、新竹高等女學校(即以後的新竹女中)、新竹家政女學校(以 後改名為新竹縣立中學)等學校共同組成學生聯盟，我被推選為負責人。我們積極舉辦中 國歷史展覽(內容大致是圖片之類的史科)，並請懂得中國話，從大陸回來的人來教大家。 那時候我唸四年級，我們的課程排得滿滿的，有武道、軍事訓練的課程，我都沒去上，就 利用下午空檔去辦展覽，去學習習國語，日本學生因準備回國也多半未上課。後來，我從 台北回來讀新竹中學高二時，組織了學生自治會，大家推選我與朱育英當自治會的負責 人，此時，辛志年校長已到校，高二上課也較正常了，這就是光復前後的那一段大致情 形。
問：請談談光復後張棟蘭是否接任新竹中學校長的情形：
答：日制時代新竹中學的老師大部分均為日籍，張棟蘭是台灣籍的英文教師，是少數一兩位地 籍教師之一。接收官員來時，新竹市長是郭紹宗先生，他聘請張棟蘭為教育科長，他便成 了光復後新竹市的第一任教育科長。由於他是日本人走後，新竹中學唯一的一位本地籍老 師，對校務工作極熱心，又很有感情，且有意擔任校長，而我們台灣學生也很擁護他，因 此，我與劉禮球班長簽名向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請願，當時，張棟蘭先生偕同劉禮球和我坐 上他破破爛爛的小轎車，到台北遞上請願書，要求讓張棟蘭當校長，但是未能如願，同 時，教育廳派辛志平來接任校長。其後，新竹家政女學校改為新竹市立中學，張棟蘭被派 任為第一任校長，因此，他實際上是沒有當上新竹中學的校長，至於有沒有擔任代理校長 之職，我就記不清楚了。
問：請談談辛志平校長來校接任的情形：
答：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廳派辛志平來校時，我還未離校，辛志平光復後來校，我正擔任學 生聯盟負責人，辛校長很積極參加聯盟的會議，光復後，有一部分接收的官員貪污很厲 害，大家都很氣憤，在開會的時候學生也說到這些事，說祖國派來的貪官污吏的黑暗統治 比日本人的統治都不如，我發了言，說不管怎麼樣，祖國就如自己的母親，就是母親缺了 胳膊缺了腿是殘廢，還是我們的母親，辛校長也講了幾句話，他說祖國並不是殘廢，我們 的祖國還是很偉大的，它需要我們去建設，讓我印象深刻。
問：請談談讓您印象深刻的老師有那些?
答：當時影響我最深、最多的應該是辛校長，我和他可說是生死之交。二二八事件前我們之間 並未有深刻的認識，事件以後，也沒有建立什麼私人的密切關係，主要的是二二八事件使 我們建立了生死之誼。除了辛校長外，教地理的羅富生老師，在我記憶中他和辛校長是差 不多同時到學校來的，他當教務主任，辛校長講話時，他任翻譯，給我深刻的印象。還有 彭商育老師，他教數學，他的教學造詣非常的高，很受學生歡迎。再來是教英文的鄭啟中 老師，當時擔任訓導主任，他好像與二二八以後台灣省政府第一任主席魏道明的夫人鄭毓 秀有親戚之誼，同樣讓我印象深刻。另外，張棟蘭老師，他教英文，對校務很熱心，但是 並沒有當上新竹中學的校長，依然是讓我有深刻的印象。這一次同屆同學請我吃飯，我和 劉禮球談到他過，談到乘坐他的轎車北上去請願的事，他的汽車，後座還載了一桶汽油， 那時縱貫線的石頭路又狹又小，我們邊走邊拋錨，走了好幾個鐘頭才到台北，想來還真有 趣。
問：請談談印象深刻的同學有那些?
答：當時印象深刻的同學相當多，但是往來較密切，認識較深的應該是住新竹市一起上下學的同學。像是：周聖徵：這位同學後來唸了台大園藝方面的科系。劉禮球：他是另一班的班長，好像唸師範學院英語系。許新民：他在新竹客運。林安雄：印象比較深因為二二八時，辛校長要我到他家躲躲，是林安雄通知我去的，他現在在第一銀行工作，他讀的是台大法律系。還有陳漁村、郭方瑞、許家榮、吳錦堂、黃邦元、盧麟書、黃震洋、范秉峰、翁世澤等，都是經常在一起玩耍的好朋友。朱育英和邱慶輝兩位同學，我們同時插班台北附中唸高三，也是印象比較深的。
問：請談談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情形***：
答：關於二二八這一段，我沒什麼新的可以談，你們知道的比我還多，那時我躲在辛校長家， 外面的事我知道的並不多。事件發生時，我和幾個同學保護辛校長和他的太太、兒子三個 人，同學還輪流背辛校長的兒子(辛三立)步行到學生宿舍，當路過駐軍指揮部(現在的憲兵 隊)時衛兵舉槍準對我們，叫我們別過去，過去他們就要開槍，辛校長用廣東話說了幾 句，沒有用，只好轉了一大圈，才到了學生寮，那時彭老師(商育)也在那裡，很多大陸籍 的老師都躲到宿舍來。我就跟同學講，二二八是反對貪官污吏，校長、老師是教育家，跟 貪污沒有關係，我們要好好保護他們，說完才回家。在二二八期間，我陪同張式穀議長在 駐軍指揮部裡見過蘇紹文少將，當時談的不是什麼重大的問題，而是情勢太亂駐軍出去買 菜時希望能提供一些方便之類的話。事件後，二二八善後處理委員會台北方面廣播各地派 代表至台北開會，新竹市推舉了五個代表，這五個代表當中有本省人，是新竹市黨部主任 委員彭德，但是我對他有些戒心。台北會場由王添燈主持開會，商討與當局談判的條件。 會場秩序很混亂，我們第二天就返回新竹。後來，我被傳訊至憲兵隊，辛校長跟我一起 去，他在外面等候我，當時我年輕，什麼都不怕，憲兵問話時，我還笑咪咪的，結果被打 了一記耳光。傳訊完畢，辛校長才帶著我回家，這一段與辛校長的交往，使我們成了生死 之交。
問：請談談您是怎樣進了清大，當時的清大情況怎樣：
答：我在師大附中高三畢業，先考取了台大經濟系，又以第一志願考上大陸的清大經濟系。台 大先放榜，我本來是要讀台大的，後來清大也錄取了我，我就多方探聽，我去教育廳問當 時的副廳長謝東閔，他鼓勵我去大陸學習，他說：「學好本領，回來建設台灣」，因此我 唸了清大可說多少是受他影響的。那時候清大錄取了台灣學生有五、六個，後來去唸的有 五個，唸經濟的有兩個， 一個是我，另外一個是嘉義中學的蔡銘熹同學。當年清華大學 的校長是梅贻琦，校址在市郊而不在北京城內，清華人數大概有一、兩千人，現在已有萬 把人之多，當時清華很不錯，我在那裡讀書，沒什麼特殊的回憶，只有專心一意的唸書。
【後記】：
曾重郎校友，祖籍福建泉州，其親族來台已百餘年。父萬福公，私藝數年，經營果子園，育有四子一女。長子淇泉小學畢業，任職印刷所。次子淇竹，尚畫，畢業於新竹中學第十二期，台北醫專(即台大醫學院前身)，後在台北開設診所，並曾任台北醫師公會理事長。三子淇榮小學畢業，現在日本北九州市經商。四子即曾重郎校友。女在竹北火車站附近開設雜貨店，現移居台北。
曾校友於民國十八年二月十日生於新竹市北門街，八歲入小學，十四歲升入新竹中學，讀畢日制四年制新竹中學，改制後，畢業於師大附中高中部，二十歲考進大陸清華大學經濟系。
*、原文刊於《新竹中學校友會刊》9-10合刊，1994.1，pp.24-28。
**、曾重郎學長於2021.12.12逝世，享壽92歲，僅以此訪問回顧那個時代變動的時代。
***、可以參見<我所親歷的臺灣「二二八」起義>（曾重郎）https://reurl.cc/8Wzv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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